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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论文发表从“集体安全”到自给自足——中国国际能源合作伊始

摘要: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是中国国际能源合作的“萌芽”,建国初期,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及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采取对苏的能源依赖,是服务于冷战“集体安全”能源合作,中国也同时开展集中在技术和人员培训方面的国际合作。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加快了中国自给自足步伐,从依赖到自给自足,是中国国际能源合作“萌芽期”的两个主要表现。
关键词:中苏关系 “集体安全” 能源合作期刊发表
 浅谈论文发表从“集体安全”到自给自足——中国国际能源合作伊始_期刊发表
一、依靠苏联的“集体安全”能源合作相关论文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能源大部分是依赖国外“洋油”。新中国成立后,受制于向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政策及朝鲜战争的爆发,以美国为守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了能源封锁,“洋油”进口受到了封锁,随之对中国实行了封锁、孤立、包围的政策,为了扼杀社会主义的生存空间,对中国推行了能源战略物资的禁运。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大量的石油及石油制品关乎着战争态势的变化,面对冷战的大背景及朝鲜战争能源物资的紧缺的局面,在国际能源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只能选择对苏联采取能源依赖。从朝鲜战争爆发开始至六十年代初,中国对苏联保持着高度的能源依赖关系,1962年之前苏联石油占进口总量的70%,除苏联外还从罗马尼亚等国进口少量石油。中苏这种关系不仅是单方面依赖,也视为一种能源合作,按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贸易协定》,苏联需要按照协议向中国供应石油及石油制品。与此同时,中国也按照苏联的要求提供钨、锡、锑、铅四种稀有金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附件中,要求“我方负责供给苏联战略物资”。随着朝鲜战争态势逐渐激烈,为了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中国曾多次电报寻求苏联的军用耗油支援,在能源上加深了对苏联的依赖。在运输方式上,采取了铁路,江运、海运三种渠道并用,构成了“赤塔—满洲里”“滨海—绥芬河”铁路运线、“黑龙江—松花江”两江联运线、“伏拉迪沃斯托克—大连”海运线的安全的运输网,其中,铁路是承担苏联向中国输出石油及石油制品的主要运输方式。这种多渠道能源的运输途径主要考虑社会主义阵营被封锁情况下的安全需要,水陆并重的运输方式降低了能源供应被拦截的风险,多渠道运输保障了战争背景下中苏能源合作的安全性。
建国初期高度依赖苏联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能源格局,是在冷战背景下带有“集体安全”色彩的能源合作,服务于冷战需要。苏联给予中国巨大的能源支持,与中国的战略地位和朝鲜战争态势有很大关系,石油输出也成为苏联平衡地区态势的一个重要工具,苏联对中国的能源支持起到稳定战略前沿的作用。这种“集体安全”依赖型的能源合作关系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逐渐减少,直到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苏联对中国的石油输出中断。
 
二、建国初期的石油合作相关论文发表
(一)石油勘探和开发上的国际合作
当时石油勘探和开发处在初级水平,为了摆脱西方政治上和战略物资上的封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开展石油勘探技术上的突破成为重点。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石油企业的诞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际能源合作落实到企业的第一步。苏联提供了钻机、井架等设备,同时随着设备配送了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以技术和设备为主要合作目标。到1954年,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完成勘探井总量达92口,累计生产原油17.46万吨。在中苏能源合作经营下,独山子油矿采油炼油生产得以恢复,准噶尔地区和南疆库车、喀什地区的石油调查勘探推动迅速。此外,在一些技术难题上,苏联对中国的技术也给予了指导帮助。比如苏联专家提出的快速钻井法、清水钻井法、涡轮钻井技术、空中灭火的方案等,这些技术的引进直接提高了开采效率也解决了突发性问题。
此阶段合作对象和国际形势息息相关。60年代的设备主要来源于苏联、罗马尼亚、瑞典,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从美国和日本进行设备和配套技术的引进。1973年国务院批准进口先进的海洋勘探、钻井技术设备,其中就有从日本购买的设备,如渤海2号钻井平台;1976年引进美国和新加坡的海上勘探技术用于南海的石油勘探,如南海1号自升式钻井平台。这一系列合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快速提升了中国勘探和开采技术水平,中国油产量开始提升。
浅谈论文发表从“集体安全”到自给自足——中国国际能源合作伊始_期刊发表
(二)人员培训和交流上的国际合作相关论文发表
二战后,苏联作为世界产油大国,其钻井理论和技术经验都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中苏之间的人员培训和交流始于建国初期,主要的方式是“请进来”和“送出去”,即中方聘请国外专家或者派出考察团进行学习。
一是“请进来”。最早建立的新疆油田通过聘请苏联专家培训的方式,培养了700多名中方技术骨干,3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把先进技术和方法传播到各个油田。在玉门油田的建设中,先后得到了40多位苏联专家的帮助,玉门油田是我国第一个合作建成的天然石油基地,建成后担负起“三大四出”的使命,即:“大学校,大试验田、大研究所;出人才、出技术、出经验、除设备”的使命,苏联专家对玉门油田的专业人员的培养,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我国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从1950到1959年,中国石油系统先后聘请苏联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434人。 
二是“送出去”。1955年第一次部务会议决定,派出考察团,分赴东欧和苏联考察,赴东欧的考察团主要考察人造石油情况,赴苏联的考察团,主要考察石油情况,这是中国石油工业成立后第一次向国外派遣大型考察团。从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中国多次派出学习人员,在60年代还批量组织考察学习。
人员培训和交流上的国际合作,在大度提升中国石油工业的理论和技术水平,提高石油产量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最早的石油人。
 
三、从石油勘探走向自给自足
新中国建立后,发展石油也是新中国工业布局的重点,1949年第一次石油工业会议制订了经济建设重点恢复期的石油方针:一方面发挥现有设备的效能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勘探与建设工作,从而适应国防、交通、工业与民生的需要。随着勘探的发展,石油产量有所提升,油田数量增加了30口生产井,油矿日产量由1950年264吨上升到1952年的388吨。经历了三年恢复期后,“一五”计划重点集中全国主要力量,建设156个重点大型项目,以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在能源方面指出“我国石油工业的产量很低,同需要的程度相差很远,我们必须努力地去寻找更多的石油资源和研究发展人造石油的办法,以便把石油工业的建设规模加以扩大。”1955年石油工业部成立,全面负责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及开发任务。
新中国建立后,石油勘探和开发处在初级水平,很多国外地质学家一度对中国石油储量抱有悲观看法,很长一段时间笼罩在“中国贫油论”阴影下,同时,中苏关系的恶化加速了自给自足的步伐,苏联突然从中国撤走大量石油专家,中国石油生产和进口受到严重影响,到1969年中国完全停止从苏联的进口。中国科研工作者率先提出进行“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摸底工作”,推动了中国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重大举措,正是这一转变,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中国自给自足道路上重要的里程碑,1960年建设,而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油田,从1976年以后年产量5000万吨保持了26年,1965年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中国实现了石油的自给自足,1965年石油依存度降到了0.07%。
进入到70年代,中国处于“苏攻美守”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美、日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开始改善。在技术的革新驱动下,1973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5000万吨大关,1978年突破亿吨大关,连创历史新高。中国的石油产量在满足自给自足的同时,开始进行对外出口,出口量步入快速增长时期。1972至1975年,出口量从80.6万吨迅速增加到1057.9万吨。截至到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中国石油出口为1069.1万吨。中国实现了自给自足并且积累了国际能源贸易的经验。
总之,建国初期,中国奉行独立自主道路,而能源自给自足是经济独立的首要任务。此阶段下,中国国际能源受制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冷战的大背景,合作的对象比较单一,主要是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合作品种上看主要是石油,合作内容上看主要是石油勘探技术以及石油贸易。当时对苏联的石油资源和技术的依赖,对中国身处朝鲜战争下获得更多的主动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高度的双边依赖也强化了能源安全的脆弱性,加快了中国自给自足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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